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将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绿色增长和绿色经济观念是否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建立一整套推动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合理评估绿色发展绩效和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相关专家学者以圆桌论坛方式进行了探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将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到:“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之一,即经济升级版本身就包含着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和绿色发展的内涵。
事实上,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近些年国际社会讨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政府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纲要也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概念,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目标和激励机制,体现了中国绿色发展的思路和发展战略的整体优化。并由之开展了更加积极的以绿色发展带动经济转型,使以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和科技变革蓬勃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力量。
绿色增长和绿色经济观念是否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建立一整套推动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合理评估绿色发展绩效和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相关专家学者以圆桌论坛方式,就此进行了探讨。
正确处理绿色与发展的关系
李晓西:绿色新政的浪潮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日益升温。其时代背景是:首先,工业化时代的传统发展方式是以生态、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被有的学者称之为黑色发展。绿色发展是世界潮流,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世代幸福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就是要为后代多保存点清洁的水和空气,保存点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土地、矿产、森林资源,保存点绿色的生存空间。
其次,2009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墨西哥出席以 “你的星球需要你——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活动的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需要一个“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着眼于投资可再生能源,建设生态友好型基础设施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庞大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中一部分投资于绿色经济,便能将今天的危机转变成明天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使向低碳社会过渡的国家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并处于优势,与别国分享新技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发展与气候变化”,其中提出建设“气候明智型”社会(climate-smartworld)。发展中国家可以走低碳道路来促进发展和减少贫困,这需要各国共同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最后,通过绿色新政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把握新发展机遇。各国正在加大投入,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一方面借此摆脱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发展是一个多领域合作、多维度推动、多层次结合的课题,以之作为执政绩效的考核指标来最终替代唯GDP论,将会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如何看待绿色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考评体系中,绿色指数或者幸福指数能否成为GDP指标的替代评价制度?
刘伟:绿色发展核算要比GDP核算包含更广泛的内容。传统GDP核算的缺陷之一就是不能衡量与核算那些不通过市场交易的东西,比如一个物种灭绝的损失究竟能值多少钱? GDP核算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但绿色发展要关注资源耗竭与生物濒危的问题。
在处理绿色与发展关系上,应该认清两件事。
一是要不要肯定绿色与发展必须结合的问题。绿色发展首先是一个发展问题。没有发展,就没有绿色发展。发展有好的发展和坏的发展。人类一出现,自然界就进入被改造的时代,一系列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涌现:一方面提高了自然对人需求的效应,一方面加剧了人对自然破坏与蹂躏的程度。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极其迫切和严峻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总量提高了差不多20倍,人均GDP水平提高了差不多16倍,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上升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绿色问题,其迫切性和严重性,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例如,中国钢材消耗量接近全球钢材消耗量的40%,每年进口的铁矿石占全球贸易量的60%以上,每年消耗的铝占全球总消耗量的22%以上、消耗的铜占全球总消耗的20%以上。因此,在中国经济向绿色转型过程中,绝对不能把发展和绿色对立起来,不能以牺牲绿色作为发展的条件,但也不能以停止发展作为维持绿色的基础。
二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处理绿色与发展的关系。这需要多方协同,单纯依靠政府、市场抑或道德伦理机制都不能解决好绿色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主体一般不会关注长远。其次,绿色发展又离不开市场交易。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的方法,比如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等,可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明确绿色的代价和成本。另一方面,单纯依靠政府也不行,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如何管控与追究污染,政府是有责任的。但对污染物排放,监管追究的成本比不监管要高。换言之,政府干预的措施与做法可能失效与失灵,因此,还需要与民众的支持、市场的办法相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在复杂的形式下走绿色发展道路,保持生态能否将类似于绿色指数或被人们广泛议论的幸福指数作为替代简单的GDP考核的评价体系。
张卓元: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我们已经慢慢接受了不以GDP来论英雄,舆论也呼吁不再以GDP增速的快慢来作为考核一个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但是,现存的一个问题是,不以GDP来论英雄,那么用哪些指标来考核执政行政的绩效呢?怎么改善我们现有的指标考核体系?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大家都在探索之中。尤其是理论研究上,进行了很多探讨。
所谓黑色的或者带血的GDP不能再作为考核的指标,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可完全不用GDP这个指标也不行。前几年提出过绿色GDP,但是后来也没有继续完善下去。因此,现在GDP的指标在考评体系中还不能不用,但我认为,其中应加入绿色发展指数、加上人民幸福指数等等,用这些指数综合叠加,来考核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工作。
虽然现在绿色发展深入人心,但之前关于要不要绿色发展,社会上还有不少存疑。现在,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其他文明建设放到同等重视的高度,来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这个角度看,研究探索绿色指标的设计和测度就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在未来,构建完善的绿色发展指数,用以全面地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作为考核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大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此,绿色发展考评体系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课题。
探索创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项理论性探索,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如何构建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绿色发展考评体系,它包含了哪些结构要素?其现实意义何在?
李晓西:习近平总书记提的新方法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前的提法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只是将两句话的前后顺序进行了改变,将保护发展放在了前面,体现了更强调保护的观点。
因此,作为一项探索和研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编制,一个是经济增长绿化度,一个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一个政府政策支持度,后面的三级指标都包括这几个方面。大的思路是,绿色发展指数强调的是绿色和发展的结合,不能讲到绿色就不要发展,也不能讲到发展就不关注绿色。由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三家单位联合推出的《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已经发布了4期,其目的就是为推动绿色发展而进行的理论体系和考评机制方面的研究。
而且,编制绿色发展指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为引导各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决策参考。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部分地区甚至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其次,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可以为国内外投资者准确、便捷地寻找到恰当的投资机会,为企业家提高决策效率提供有效的帮助。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为投资者提供了评价投资环境的更高视角。绿色发展的理论综合性决定了其比投资环境的概念更深刻,对投资效益也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绿色发展指数落后的地方,增长的低效益、环境的压力以及政府的不作为都构成现在和未来额外的投资成本。
最后,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有助于聚焦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鼓励大众积极参与绿色发展。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将使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从定性提高到定量的阶段,对绿色发展的各项指标关注程度也将提高,有助于社会公众接受绿色发展的共识和理念,亲身践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绿色发展政策的推出和实践创造坚实的群众基础。
绿色发展指数的构成,包括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个一级指标及9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主要包括:绿色增长效率指标、资源丰裕与生态保护指标、环境压力与气候变化指标、绿色投资指标、基础设施指标、环境治理指标等。其中,绿色增长效率指标包含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氨氮排放量、人均城镇生活消费用电等绿色考评数据。
中国经济时报:事实上,对公众来说,他们对绿色发展更直接的感受,往往来自于例如城市的公共环境印象、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等。对他们来说,绿色指数过于抽象,而且与自身感受也未必一致。
潘建成:的确如此。绿色发展满意度是由三部分构成,对城市的公共环境、城市的基础设施、政府的绿色行动三方面的满意情况,通过加权计算出综合满意程度。
绿色发展指数主要依据的是统计数据,而绿色满意度调查主要依据的是老百姓的评价。这两点实际上是有差异的。从调查结果看,2013年的综合满意度,对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投入的综合满意度是0.091分,如果说大于0就算是积极评价的临界点,这个结果表面来说是积极的,人们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城市之间的差异却比较大。有些城市发展的关联度并不与绿色指数相和。例如绿色满意度排在前面的既有克拉玛依、厦门、杭州这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也有像西宁、银川这样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满意度排名靠后的既有绿色指数排名较后的兰州、呼和浩特、西安,也有排名较前的北京、广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如果它与经济的增长关联度不大,则说明它更有意义。
从调查的三个维度来看,城市的环境满意度与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比政府绿色行动的满意度要重要。同时,前两个满意度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老百姓这两年对城市的公共环境满意度在下降,而且下降很明显。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也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明显。以至于今年百姓对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满意,对环境的满意度降低,这个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不过这也符合实际。基础设施一般来说总是越来越好,对它的满意度下降代表的是对它的需求希望更高,但环境却不一样。比如雾霾问题,人们对环境的恶化反应比较明显。
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了绿化,娱乐场所,生活垃圾处理,公共交通便利程度,交通畅通情况,以及交通方式。调查的结果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老百姓认为城市交通的便利程度在改善,但与此同时,老百姓认为城市交通的畅通状况在下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镇化难题,也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
引入绿色核算体系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时报:不难发现,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但事实上,在评价体系中引入绿色核算,在当前来说仍是很难实现的。一套完整、科学的体系建立,还有待研究和实践的深入。
刘伟:人和自然的关系,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有库兹涅兹的国民收入统计和计量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斯通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研究。他们两人也分别因其研究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上世纪的60年代,联合国公布了SNA体系,把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资产负债表、国际收支平衡表、资金流量表这四类表格汇集成一张表,构成了向世界推荐的、也逐渐被大家认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使得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和自然之间,特别是资源、物质消耗之间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基于此,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以GDP为核心的一套评价体系,当时有评价说,GDP体系的提出,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也就是说,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消耗——资源消耗成本核算之间的关系的系统和科学性,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但这套体系也有自身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它没有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因此人类后来想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补充GDP体系。再比如,它确实没有系统、科学地关注到经济发展、经济活动和环境以及资源消耗之间的精确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有研究者提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就是现在所说的SEEA体系。这个体系丰富了几类账户,在SNA以GDP为核心核算的体系下,SEEA体系增加了实物账户、环境资产账户、环境管理因素账户、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互动因素账户。这四类账户结合原来的GDP核算体系,力图把环境、资源问题能够精确地厘清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是这又有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活动所消耗的环境成本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从事了这些经济活动,消耗了环境、消耗了资源,这个边界是很难确定的。这使得核算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二是即使确定了边界,环境消耗和资源损失消耗的边界也很难定价。如果不能严谨地定价,就很难做到计量分析,会失去原来进行经济核算的初衷。
因此,直到今天为止,各国都还在进行着这种绿色GDP或称综合环境核算的实践和探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把绿色GDP这套数据放到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来,还都在探讨之中,有待于我们的研究者实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