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但城市环境水平却有所下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在逐年增加，城市大气、水体污染难以有效控制；酸雨面积正在扩大，已经超过国土面积的30％；特别是2000年的几次大规模沙尘暴，严重袭扰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大部分地区，更是敲响了人们心灵的生态警钟，更多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存环境，关心身边是否有足够的绿色空间，因此，关于现代城市绿地的生态规划与建设管理，越来越显出其重要价值。
二、绿地规划理论的发展与绿容率指标体系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化城市迅速发展，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是目前城市规划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难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霍德华早在100年前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具有代表意义，宽阔的森林、农田等组成的绿带包围着城市，城市中有农田和菜园分隔，市内有中心公园，住宅花园和林荫道路。1930年L﹒柯布西埃提出了绿色城市（Green City）思想，主张充分利用高层建筑空间，建设立体花园城市。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多次提出“山水城市”概念，其核心就是“人离开自然又要返回自然”，在这个时期，我国开展的“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有许多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但这些理论只能对建设园林城市有指导意义，对园林绿地中的各项技术指标和规划原则没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这对建设现代化园林城市的实践中，还是远远不够的。
随时代发展与进步，我们认识到与城市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植物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最重要一环，绿地系统的建设也得到规划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从目前来看，现实中绿地系统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其中生态绿地系统的科学规划、管理和评价指标存在缺陷。沿用至今的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等绿化指标，对于在宏观上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绿化用地规模基本状况及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用绿地面积或绿化覆盖率来进行规划并推算控制园林绿地的生态效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不能真实反映在环境中绿色面积能发生实际效应的生物量、生态效率以及生态功能，特别是在分析城市的绿化结构和估算绿地的生态效益时，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不断来完善绿地系统的评价体系，更科学合理地评价绿地生态效益。
结合多年以来沿用的贯用术语和“绿容率”新的指标体系，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现代园林城市的生态效益。
绿容率指标体系作为一种新生理论，它的具体含义是：为了应用于生态规划对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详细规划、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城市设计、项目设计进行科学指导与控制而制定的绿化指标。其目的在于提高单位面积上绿地的科学生物总量，进而约束绿地系统建设的投机行为，规范绿地系统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提高有限的绿地系统建设的品质和效率。这一体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沿用原有的绿地评价指标—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第二部分是衡量绿地本身的生态效益水平的指标—绿量、绿量率；第三部分是将绿地建设与城市规划建设结合起来的绿容率及绿化建设指数。
1、绿地面积：指城市中各类公园、街头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等绿地面积总和。
2、绿地率：指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种绿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即：绿地率＝区域内园林绿地面积总和/区域总面积×100％。
3、绿化覆盖面积：一定范围内所有乔木、灌木、地被和草本植物垂直投影面积。
4、绿化覆盖率：指一定区域内绿化覆盖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即绿化覆盖率＝区域内园林绿地覆盖面积总和/区域总面积×100％。
5、绿量和三维绿量：绿量在绿容率指标体系中指植物全部叶子的1/2总面积，国际常用单位为平方米。三维绿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提出的概念，是指绿地中植物生长的茎、叶所占的空间体积的量，单位常用立方米。
6、绿量率：也称叶面积指数（LAI），指单位面积内植物1/2的叶面积。
7、绿容率：也称绿量容积率，指某规划用地内，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的总绿量。
8、绿化建设指数：是将绿地系统及建筑开发结合起来和一项指标，是绿容率和容积率的比值，也是绿量和总建筑面积的比值。
三、绿容率指标体系产生的背景及实施技术路线
绿容率作为生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规划编制的科学指导意义和严谨的可操作的量化应用路线，改变了社会对绿化的单一认识和简单的行为方式。
目前，我们经常谈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如何优美、如何生态环境优良，其实这种现象是发达国家经过多次失败、痛苦和灾难以后的修正结果。无论是雾都伦敦、畸形发展的纽约曼哈顿，都是以代价换来新生的城市。我们欣赏维也纳森林，我们向往柏林城市中心森林的优美、清新和品质，但是中国的城市走向何方，却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面临的现实，更是每一个中国影响城市发展的规划师、建筑师、经济学家、生物生态专家以及商人、政府官员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选择。
生态规划不仅仅是一项科学研究，更是一项可应用、实施并影响后人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看到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城市蔓延、城市扩张、城市板结以及城市健康安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形式主义的城市草地、简单低效的城市绿地建设、逐渐被压缩、侵浊、破碎的城市绿地系统、加上长官意志、扭曲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狭隘导向和特权商品—破坏生态优先权的默许等等，这些行为往往借助了科学的外衣。某些学者在科学上的不负责任与价钱诱惑的钱权交易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配套绿容率指标体系的实施，在分析国内外绿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课题组统合，界定了绿量概念内涵。以绿容率为核心的绿地控制系统体系建立在GIS数字信息技术上，应用遥感和计算机技术测定和统计，支持和辅助绿容率指标系统建构和应用，有利于绿容率在生态化城市规划中起到核心的指导作用、实施作用、管理作用和评价作用。
在绿容率体系中绿量的指标涉及单株绿量、群落绿量、地块绿量的计算模型和数据统计模式。对于绿容率中有效的绿量计算是以稳定绿量的植物群落的初始绿量开始的。统一的绿容率指标体系涉及生态规划中的自然区域和城市区域，统合了生态规则、传统的常规指标，与生态等级控制指标、规划的常规指标、城市容度指标并行构成技术体系。它依托GIS数字信息系统的动态运行，实现生态效益和城市生态承载等重要生态指标的对应与协调配套。
绿容率不仅可以用在生态规则中，而且可作为国土、森林、土地和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的设计管理指标。目前，在区域生态规划、城镇生态规划、项目地块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等领域进行不间断的研究与实践。
四、城市绿地规划的生态学原则同绿容率指标系统内核相统一
当今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曾对自然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虽然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现在人们已经觉醒，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阐述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1972年《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子“建筑城市－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的重要概念；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开发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1992年发表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指出：“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在建筑界，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体现在“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的实践方面。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生态建筑设计主要表现为对气候的关注，形成“生物气候地方主义”的设计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深层次生态学、生物建筑运动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逐步完善，生态理论大大丰富。在园林界，提出了园林生态学理论，这种理论以人类生态学为基础，融汇景观学、景观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和有关城市生态系统等理论，研究风景园林和城市绿化影响范围内的人类生活、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及调节的途径，并提出园林生态学原则理论：
1、功能原则：必须把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维护自然生态过程作为园林的主要功能来评价。
2、经济与高效原则：强调用最少的投入来健全自然生态过程，满足人类身心再生功能；强调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实现上述功能。
3、循环与再生原则：强调利用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再生功能，构建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如养分和水的循环利用，避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4、乡土与生物多样性原则：强调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是以乡土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后堡垒之一，应节制引用外来树种，保护和发展乡土树种。
5、整体和连续性原则：园林绿地不是一个独立的游赏空间，而是城市与大地综合体的有机部分，应作为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过程的连续体系来设计和管理。
总之，生态学原则已成为城市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的基本原则，绿容率指标系统作为对城市生态绿地的科学评价体系，二者侧重点不同，但核心都是控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获取最大效益的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拥有高质量、高标准的自然环境，维护人类身心健康。
五、结束语
当然，现有规划体系的不完善和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规划研究、创新与修正，也是导致社会问题、城市建设问题的重要原因。以生态学原则为基础的生态系统规划正是基于社会问题、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应运而起、应运而求、应运而生和研究成果和实施探索。绿容率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落实在各项生态规划的编制应用工作，正是基于社会问题、科学问题和发展问题而开展的工作。中国社会管理与控制的现实是依赖人与法的结合，现在正从人治走向法制的过程之中。因此绿容率指标研究正是适应中国从人的意志向科学量化的法制管理方向发展的探索性研究，是专家学者以科学为手段服务社会、支持政府科学行政和积极行为。
绿容率指标体系作为一种约束绿化内涵和提高绿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标准依据，其作用与以往的绿地建设指标有着本质的不同。既为绿地系统建设定性，也为绿地系统建设定量，还为绿地系统生态功能提供科学的标准化动态参照。创建绿容率指标系统和生态学原则，可以为政府精确规划、科学行政提供支持和指导，还可以约束建设开发的形式与质量，提高了生态规划对城市生态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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