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花农搬运打包成捆的牡丹苗，准备装车
这样的大货车，一车能拉2万株牡丹苗
12月16日起，6万株菏泽催花牡丹 “远嫁”广东，今年南下催花数量与去年相当。
经过几代花农的摸爬滚打，菏泽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反季节催花经验，“花随人意应时开”的理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反季节催花，在给全国人民送去节日祝福的同时，也使广大花农饱尝了说不尽的艰辛。
菏泽催花牡丹昨日启程“下广”
12月16日16时30分许，随着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一辆满载牡丹苗的大货车缓缓驶离菏泽曹州牡丹园西大门，目的地广州。菏泽牡丹苗远行，标志着两个多月的催花之旅开始了。
当日中午，在菏泽曹州牡丹园西大门，几位花农在用吊车将已经打包成捆的牡丹苗装上大货车，现场一片忙碌。
“一车大约装200包，每包约100株牡丹苗，算下来一车能拉2万株。”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花农赵永告诉记者，“每年这个季节，花农都集体包车运输牡丹苗，发往广州等地。”
有20余年“下广”催花经历的花农高勤德，今年带1000多棵牡丹苗南下广州 “淘金”，“今年南下催花的牡丹，主要为大胡红、卷叶红、乌龙捧盛等花大色艳、比较喜庆的品种。”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所谓“下广”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我市在南方催花的城市除广州市外，还有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汕头市、佛山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等多个南方城市。近年来，由于北方温室催花技术不断成熟，我市也有不少花农携牡丹北上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地催花。春节期间，从北方冰城到南国水乡，从东部小镇到西部荒漠，处处飘散着菏泽牡丹的芬芳。
“在广州年宵花市场上，95%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菏泽。”高勤德对记者说。
妙手催花，让富贵牡丹花开四季
据了解，菏泽的牡丹株苗运抵广东等地后，经过50余天的催花过程，腊月二十前后即可亮相当地年宵花市场。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广东年宵花市场上，菏泽牡丹年年冠艳群芳，但花农却换了一茬又一茬。
据菏泽老花农赵守文回忆，从清朝嘉庆年间，牡丹区赵楼村就有花农“下广”。从道光年间至民国，“下广”的花农越来越多。广州人爱花，他们称牡丹为“富贵花”，“大胡红”被他们称为“大富红”或“大火红”。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摆花，如果家里没有几盆牡丹，他们就认为新的一年里做生意就不红火，财源就不旺盛。
据老花农赵守先回忆，那时候“下广”没有汽车、火车，交通不便。广大花农都是用輷车子（木制独轮车）将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济南泺口码头，然后装上黄河里运送货物的 “平头摆”木帆船，顺流而下到达天津港。从那儿再换上海船，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原赵楼牡丹园于1973年第一次 “下广”催花。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花城广州，他们的腰包率先鼓起来，牡丹成了高档的年宵花，供不应求。菏泽花农下广人数开始逐年增多，催花牡丹从“文革”期间的千株左右猛增到20多万株。
“从广州到珠海，公路两边的花场，一个接一个，用‘连阡接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有20余年“下广”经历的菏泽牡丹专家赵孝知说。
1974年至1976年，菏泽年年都有花农“下广”，但由于人员经常变动，催花经验没有得到系统总结，成花率低，叶片小，花期不稳定。1977年，赵孝知、高勤喜、赵孝庆和赵建修等人带着1000株牡丹南下催花。经过认真观察总结，计算出“大胡红”需要有效积温470度至490度，银红巧对和肉芙蓉需要440度至460度。他们通过草苫遮荫或塑料薄膜增温等方法调整花期，使得催花牡丹在春节期间应时开放。
经过多年来的经验积累，菏泽目前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反季节催花经验，使“花随人意应时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菏泽催花牡丹也“红遍”全国。
苦乐相伴“催花路”
“‘下广’催花，苦乐相伴”，这是记者采访中多次听到的一句话。
历史上，不少菏泽花农因“下广”催花赚得盆满钵溢。“一亩地才三块大洋，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一本万利的生意！”说起民国以前的广州催花牡丹价格，老花农赵守珠回忆说。
据老花农赵岩松回忆，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赚钱多的时候，从广州回来时怕路上被抢，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银锞子、银元凑在一起，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也有胆子大的花农，把银元缝在夹袄里，由于太重，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
有赚就有赔，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铁律。据赵岩松回忆，解放前，赔钱的花农时常卖地还账，还有的为“下广”催花而倾家荡产。“下广”催花如同看天吃饭，时常要靠运气。于是不少花农常常寄希望于“花神”。据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赵楼村老支书赵永臣回忆，他10多岁的时候，每年到原牡丹乡芦堌堆村花神殿看戏。花神殿的桌子上摆着贡品，点着从广州带来的、手指粗细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下广挣钱回来的花农，跪在花神前磕头许愿，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菏泽“下广”催花的花农也品尝过苦乐相伴的果子。据赵孝知回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菏泽“下广”催花的花农较少，不少花农曾发家致富。“1993年，一个花蕾卖到80多元钱，我当时栽种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赵孝知至今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尽管那时候赚的钱是属于赵楼村集体的。
2000年后，“下广”的花农逐渐增多，催花牡丹的数量也增加到20多万株。广州花市上，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价格连年下滑。“有的花农以100元三四盆的价格甩卖，造成催花牡丹的‘烂市’。”赵孝知惋惜地说，“有的年份，多达六七成的花农折本而归。”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有一年，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三名陈姓花农，到广东省佛山市催花，由于技术和天气的原因，花开得不理想，最后4000株催花牡丹只拼成190多盆，其余全部扔掉了。“整天把心提在喉咙眼，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回来后都黑瘦黑瘦的。”赵孝知说，由于环境陌生，加上南方雨量大，“下广”催花的花农们整天提心吊胆，个中滋味只有花农自己知道。
尝遍“下广”催花的酸甜苦辣，广大花农自发地对催花牡丹市场进行了调节。据了解，今年我市“下广”催花牡丹数量约六七万株，与去年相当。“2009年为二十五六万株，2010年是十七八万株，2011年在12万株左右，2012年约10万株。”赵孝知介绍，近年来，菏泽南下催花的牡丹数量逐渐递减，相应地带来了利润的提升。据了解，赶上好年景，1000株催花牡丹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