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结合体，千年的文化承载着太多的精髓和历史，包罗万象的建筑凸显了这座古城的别样韵味。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到上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厦，再到今天的“大裤衩”“巨蛋”“鸟巢”等，无不见证了这座古城的建筑轨迹，而城市建筑也代表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政治文化等。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简直就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文化大容器”。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各种文化冲突与张力塑造了北京今天的品性与面貌。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建筑最突出的代表主要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人民大会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民族文化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庄严、雄伟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被寄予解放、新生、民族自豪感等情感。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建立，某些政府部门与房地产商俨然成为城市改造的新主体。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推进中，但是失去了整合与制约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内地城市开始大规模开发房地产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给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区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也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以至于现在，无论是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其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如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享有的“世界工厂”之誉，中国在建筑业方面也正成为“世界的大工地”，而北京似乎就是这个“大工地”的核心。中国，这个“世界大工地”引无数的建筑师竞折腰。安德鲁携带“巨蛋”来了，库哈斯、莎瑞携带着“大裤衩”来了，赫尔佐格、德梅隆携带着“鸟巢”来了……这些建筑因其怪异的设计、与周边中国建筑格格不入的风格、高昂的造价等引起国人的争议。而这些争议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建筑文化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对建筑的选择越来越多地从重视审美感受转为重视现实的功利，从重视传统的文化转为强调时尚潮流;掌握话语权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化操作。有时，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放弃了其应履行的职责，转而屈从于房地产商的商业利益。于是便出现了“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畸形的运行机制。建筑领域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传统的流失，使城市建筑日渐趋于平庸化、低俗化。一座座失去了文化记忆的城市被人们大量地复制，一批批单调、乏味、速成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现代人们的视角下，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则成为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加入到大众文化的狂欢浪潮之中。
欧陆风情更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成为了各城市的流行元素。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新近的这一流行元素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宣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二者在建筑风格、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漫步于王府井步行街或者行走在建国门街头，你会产生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极具北京气息的北京茶馆、北京胡同曾在北京一度消匿，只能成为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其重被提起，再现于城市的时候，却被异化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高档消费去处。无独有偶，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则成为了外国人的社交场所以及北京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的去处。
城市建筑文化依然在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上演化。城市的真正内涵应该是市民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应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度量衡。究竟何为大城市?高楼大厦挺立的就是大城市吗?这是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发展中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只有真正明白了城市的内涵，我们的城市建筑才能越来越贴近群众，建筑文化才能越来越反映大众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