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由文化凝聚积淀的园林景观，清幽中见画意，细腻中见诗情，平淡中见蕴藉，变化中见新奇，可谓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中国园林（主要指中国古典园林）有别于世界其他园林，主要可概括为四大特点：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三、诗画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蕴。这四大特点是中国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它们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重渐悟、重直觉感知、重综合推衍的思维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其中，推动园林兴盛、园林艺术普及和提高的，乃是一大批文人直接参与园林规划的结果。他们借鉴文学、绘画的表现形式，将自身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融入到造园艺术中，赋予园林以深刻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中国园林风格和特色形成的主体人物。中国园林自唐代出现了诗人和画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园林”以来，经过漫长的、不间断的发展，乃至现代园林景观的布局、构景，仍与文学、绘画紧密结合，蕴涵着被誉为“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的美学基础。“文人园林”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
文人园林产生的背景
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先秦、两汉帝王狩猎的“囿”和通神的“台”。到了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很大的影响，造园活动逐渐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这个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
东汉末，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人们深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滋长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即使曹操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晋时，士族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就是残酷的诛杀。于是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有所发展并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贤”，他们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处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风气。早期的山水诗文也大量涌现于文坛。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为社会的风尚，为避免跋涉之苦、保证物质生活享受而又能长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风景，最理想的办法莫如营造“第二自然”——园林。于是，山水园林、山水风景区蓬勃发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园林，因直接受到时代思潮的哺育启示而茁壮成长，比较普遍，是当时造园活动的主流。当时文人的园林其规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园的手法从单纯写实到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过渡，园林与山水画、山水诗文互相启导，互相发展，是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开启了后世文人园林的先河
文人园林的萌芽
隋、唐时期，园林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艺术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一，隋代统一全国，修筑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盛唐之世，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为历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 。人们普遍追求园林享受。其二，兴起科举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却没有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贬谪无常，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在朝为官努力做一番事业，同时也自己预留致仕罢官后的路。经营园林，便是为将来退隐林下独善其身。其三，科举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较多，园林成为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场所，受到文人趣味、爱好的影响也较上代更为广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凭借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新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更添上一层文化的色彩，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唐代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也是十分明显的，皇亲贵族、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园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文人园林的发展、成熟
从宋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时期的前期，成熟前期意味着风景式园林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完全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这个七百七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改朝换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更迭变化，园林的发展包括文人园林的发展当然也有相应的起伏波折。宏观的说，它呈现为马鞍形的两个阶段，或者说高潮：两宋是第一个高潮，明中叶到清初是第二个高潮。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育成熟的境地，而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继隋唐全盛之后而臻于成熟的境地，自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宋代，地主小农经济十分发达，庄园经济几乎绝迹。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因素已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然而，宋代却又是一个国势羸弱的朝代，处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弱之始。宋王朝从建国之初的澶渊之变历靖康之难，最后南渡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政策换来暂时的安定局面。一方面是城乡经济的高度繁荣， 另一方面则无论统治阶级的帝王士大夫或者是一般的庶民都始终处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的困扰中。宋人的诗词中多见于此类感喟之情。这于盛唐文学中常见的杖剑远游，气吞山河的豪情和开辟异域、立功边塞的气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的忧患意识固然能够激发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匡复河山的行动，同时也相反地导致了人们沉溺于享乐、苟且偷生的心理。而经济发达与国势羸弱的矛盾状况又成为这种心理普遍滋长的温床，终于形成了宫廷和社会的生活浮荡、侈糜和病态的繁华。因此，园林的大量修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较之隋唐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园林的建筑、观赏花卉和树木的栽培技术、叠石技艺的水平等大为提高，为园林的广泛兴造提供了技术的保证，也是当时园林艺术水平成熟的标志。第三，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高。科举取士制度更为完善，文官执政可说是宋代政治的特色，并成为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园活动，民间的士流园林更进一步文化化，又促成“文人园林”的兴起。第四，宋代诗词虽然失去唐代宏放的、波澜壮阔的气度，主流转向缠绵悱恻、空灵婉约，规划设计的精致则又过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以绘画艺术为重的朝代，尤其是山水画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已达到了最高水平，因而达到了绘画与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确立了独特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法对于文人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士流园林兴盛和文人广泛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在园林中熔铸诗画意趣比之唐代就更为自觉，同时也开始重视园林意境的创造。山水画、山水园林互相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确立。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新兴潮流，同时影响着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方面。著名的有艮岳、苏州的沧浪亭等。
两宋的园林作为成熟前期的第一个高潮阶段，总结了上代的成就，开启了后世的先河。到元代，蒙古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基本上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明永乐以后才逐渐进入成熟前期园林发展的第二高潮阶段。明中叶以后，元代那种自由放逸、各出心裁的写意画风又呈现灿烂光辉。文人画风靡画坛成独霸之势，并达到了绘画、诗文和书法三者的高度融合。文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的比过去更为普遍，园林艺术的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1.由以往的全景山水缩移摹拟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转化为写意为主的趋向。2.景题、匾额、对联在园林中普遍使用犹如绘画中的题款，意境信息的传达得以直接借助于文学、语言而大大增加信息量。园林意境的蕴藉更为深远，园林艺术比以往更密切地融合诗文、绘画趣味从而赋予园林本身以更浓郁的诗情画意。 一方面是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而促成文人园林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商贾由于儒商合一、附庸风雅而效法士流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聘请文人为他们筹划经营，势必在市民园林的基调上著以或多或少的文人化的色彩。市井气与书卷气结合的结果冲淡了市民园林的流俗性质，从而出现文人园林风格的变体。由于此类园林的大量营造，这种变体风格又必然会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而影响及于当时的民间造园艺术。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明末清初的扬州园林便是文人园林风格与它的变体并行发展的典型局面。
清初，康熙帝南巡江南，深慕江南园林风物之美，归来后即聘江南文士叶洮和江南造园家张然参与畅春园的规划设计，首次把江南园林民间造园技艺引进宫廷，同时也把文人趣味渗入宫廷造园艺术，为后者注入新鲜血液，在园林的皇家气氛中平添了几分雅意清新的韵致。当时出现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优秀的大型园林作品，如避暑山庄等。
文人园林的大发展无疑是促成江南园林艺术达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它还影响了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并且普及到全国各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一种造园模式。清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的后期阶段。文人园林相应地日益呈现出形式脱离内容的倾向，由早先的生动风格蜕变为僵化的模式，以往的生命活力也日益衰竭，它的四个特点亦逐渐消融于流俗，大部分徒具躯壳而丧失精神实质了。文人涉足园林也不象上一个时期那样比较结合实际，诗文中论及园林艺术的虽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但大多是一鳞半爪，偏于描述性的心领神会，因而难免浮泛空洞，失却了上一个时期文人造园的进取、积极的富于开创性的精神。
萌芽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清的中国文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产生及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文人园林的集大成的著作有计成的《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它们是私家园林专著中的代表作，也是文人园林自两宋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期的理论总结。除此之外，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林有麟的《素园石谱》等著作，也足见文人与园林关系之密切，意味着诗、画艺术浸润于园林艺术之深刻程度，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的“文人园林”的传统。一般的文人即便不参与造园事宜，也普遍地关心园林、享用园林、品评园林。园林与文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谈论园林好象谈论书、画、诗文一样，园林艺术完全确立了与书、画、诗文艺术的同等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