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7月30日表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是城市化的第一目的。不应当出现越是城市化，土地越不够用的情况。
在出席当日召开的2013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No.6》发布会时，李扬说，对于城镇化问题，一开始大家想得比较简单，但随着城镇化越来越深入，工业化基本完成，城镇化要承担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进而各方面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人们认识到，城镇化问题不那么简单。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面极为广泛的历史进程，对于这样一个进程，显然需要有多方面的研究。”他说。
2012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表示，很快将出台全国城镇化的发展规划。“现在这个规划看起来要往后推了。”李扬说，原因不是城镇化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重要了，重要到必须把它想周全。
“横向的必须想到它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纵向的要想到它的过去和未来。而这样一些先期的研究显然都没有做得非常好。”李扬透露，目前，仅中国社科院在北京的大院里，至少5、6个研究所在做城镇化的研究。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确定了七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城镇化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向。
“我们力图搭建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平台，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研究得仔细一些，研究得周全一些，使得城镇化的推进不至于给我们国家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李扬承认，由于城镇化的先期研究不够，从某些层面上推动的力度过大，城镇化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李扬说，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关于城镇化的推进战略。相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还经历过一个逆城市化运动，文革时，有1100多万城里人下到农村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城市化战略。现在回头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事实上是两个：工业化、城市化。
李扬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关联的，导致人口的聚集，也就有了发展一个城市的基础。这一期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的历史进程。回头看这两化，很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缺陷，但我的看法正相反，城市化由工业化带动，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经验，是中国真正优势所在。”李扬解释说，因为在这种引致型城市化路径中，它无意中体现了一个规律，人先要就业，先要集中，然后才能有城市化。我国走的是“先市后城”的道路。
对于下一步中国的城市化，李扬认为，有多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李扬说，现在都在说城市化，但为什么要城市化？“从经济的角度看，城市化就是要提高效率，因为城市化本身是一个要素聚集，人口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要聚集，聚集后与原来的相比产生更高的效率。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效率是土地配置效率。所以可以这样看：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是城市化的第一目的。
李扬说，在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生产率都是提高的，土地都是节约的，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释放土地、土地越来越充裕的过程。
“而只有中国的城市化要搞个18亿亩红线，出现了‘鬼城’。”李扬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城市化道路造成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就是建开发区。地方政府先占一块地，然后开始招商引资，搞房地产，开始卖房子。如果招到了项目，把那块地摆平了，谢天谢地这块地没有出事。但绝大多数城市摆不满，土地利用效率没有。
“不应当出现越是城市化，土地越不够用的情况。”李扬说，在有些地区已经发生了一些良性的变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释放出来了，城市化发展比较深入的地方，可耕地增加了。
但是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地方城市化在和农业争土地，而且争特别肥沃的粮田。“有些人说城市化就是把钢筋水泥把粮田覆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城市化我们宁可不要。”李扬说。
“城市化在制度上解决的是城乡一体化。8亿人（农民）就是不能享受那6亿人（城市居民）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险，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李扬认为，不能让这种不合理继续下去，所以城市化要打破经济上的“二元”，也要打破制度上的“二元”。
而对于城市化应该是政府推动、企业推动还是市场推动的问题。李扬说，迄今为止是政府推动，“政府如果很聪明，注意规律，是可以的。但是政府有时候好大喜功，对有些关系搞得不太清楚，就出现造城式的城市化，这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应该让企业带动这个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就有就业，有就业就有人口聚集，有聚集效率就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城市化自然形成。从城市化的动力上来说，动力机制也应当有这样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