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生于山东日照的汉宝德先生是台湾著名建筑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在建筑教育、古迹修复和博物馆学等领域有着骄人的业绩，他是台湾文化界少有的“学者兼实行家”，在台湾他还被誉为“执中道的理性实践家，科学与艺术的融贯者”。目前他的新书《透视建筑》于今年7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此笔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汉宝德先生。
问：在《透视建筑》一书中，您曾谈到“民居建筑是建筑的灵魂”，您能否具体阐述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
答：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各种活动形式和感情交流都会在自己的居所里发生，所以很多建筑师会依照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住宅建筑。从20世纪初到中叶，西方一些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如美国的莱特(FrankLloydWright,1867 1959)，德国的纽特拉(RichardJosefNeutra,1892 1970)他们把个人的体会和表达方式都融会在住宅建筑设计中，并形成了个人的风格。我想，其他一些建筑师在设计博物馆和庙宇等大型建筑时，也会把做住宅设计时的灵感带进来，其实不过是把这种精神放大到公众尺度而已。在《透视建筑》一书中我也提到这个观点，主要针对目前台湾一些建筑师不屑于做住宅建筑的设计，而只喜欢作美术馆、教堂甚至办公大楼或商场等大型建筑。他们没有经过住宅建筑设计的历练，在以后的设计作品中往往缺少了一种内涵。
问：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化和国际化，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一些有天分的建筑家不承认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国际风尚才是他们的未来。他们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藩篱，提出了令人感动的形式语言，但惟独丢掉了民族传统。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历史，重要的建树都来自于与传统的结合，建筑师只有立足于传统才能傲视当代。中国建筑的根基是以柱梁为基础，如果脱离了这一最基本的要素，却还强调是中国传统的话我不能同意。我想，如何适应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应该是中国建筑师面对的最大文化问题。
问：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从2002年开始对未开放部分进行大修，到目前为止工程已进行了16个月，专家对维修方案也颇有争议，您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答：故宫是世上最重要的古建筑群，在修复时会遇到争议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中国周刊的相关资料，争议点似乎不在技术上，而在观念上。
以武英殿来说，争议点在于是恢复清代原貌，还是保留后世的装修。我与大部分国内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保存古建筑重要，保存历史的过程与证物更重要。要知道，保存古建筑的目的是保存历史。欧洲的天主堂建造数百年，本身就是建筑历史的过程，把几个时代的增建保留是理所当然的。
可不可以复建建福宫呢？究竟要保存遗址，还是原貌复现？在台湾也曾有过争论。一般说来，如果一个遗址有考古学上的价值，就应予以保存。但如果有足够记录足以恢复原貌，没有失去其考古价值，就应该恢复原貌，尤其是在建筑群体上有此需要时。战后德国被炸毁的古建都恢复原貌，就是基于城市景观的需要。
至于后三宫的廡殿，应不应该用为博物馆，我的答案也是正面的。罗浮宫不就是把宫殿改为博物馆吗？这在外国已成为通例了。只要在使用时不破坏原貌，应该就没有问题。只是中国古建筑要配合现代的设备相当困难，屋内建屋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作为哈佛的校友，您如何评价梁思成和他的建筑理论？
答：我认为梁思成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上，目前无论内地还是台湾，能够把一座宫殿式的建筑盖得有板有眼，很多就借鉴了梁先生提供的测绘结果。中国建筑自唐宋元明逐渐走向衰弱是历史的演化过程，梁先生认为唐宋建筑无论是材料的设计还是结构上要强于明清，我却不敢苟同。毕竟时代不同，不同时代的人对空间和造型的审美也会有不同的观点。
问：目前海峡两岸读者对有关建筑文化方面的图书都很关注，有的甚至成为畅销书，而大部分读者不是专业人士。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建筑艺术比起音乐、绘画艺术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日常生活品质的好坏也与建筑相关。我认为可以把建筑问题变成一个公共问题。正如盖一座高楼，大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因为它是一个公共艺术，是要对大家负责的。
问：您作为当代著名建筑大师，预测新一代建筑家的未来和发展？
答：我在台湾东海大学当建筑系主任时，常告诫学生们建筑不是一种职业，希望年轻人不要太现实，要放宽胸怀去理解建筑这个行业，把它视为人文的现象，而不是赚钱的工具。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值得建筑师思索的问题太多，要想有所突破，带领风潮，必须下很大的功夫了解社会、认识人生、思考未来。一个优秀的建筑师，若只埋头画图是无法抓住急速变迁的世界。有使命感的建筑师必须在观念上站在时代的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