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城镇、小城市应当发展。但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小城镇、小城市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化分工的广泛发展。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人们主观想象中的“城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城市化政策摇摆不定是一大缺陷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在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与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作为中国工业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遗忘”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人们在不停地争论，上海究竟该扩张还是不该扩张，究竟该发展什么产业。一会儿说，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扩张这种特大型城市了。一会儿又说，上海不该再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了，重工业应当转移到中西部去，上海应该发展点高科技或信贷服务业。10年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等待过去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很漂亮、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上海，是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才有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大城市发展上的战略思路仍摇摆不定。
再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给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因此人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在“十五”计划酝酿过程中，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战略共识度都比较高，争论最大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部分人认为，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扩张。但另一种意见坚决反对“城市化”的提法。他们认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会走到“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这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造成城乡对立。而且提城市化战略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农民过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环境污染等难题。这种意见认为，我们还是提“城镇化”比较稳妥。他们的想法是，农民要进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当先让他们从村里搬到镇里，从镇里搬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往中等城市搬。农民进城的过程应当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几次的过程。
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所采纳。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 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过去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支撑我们“一花独秀”的一条“腿”，使国民经济仍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一个主要支撑因素就是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
